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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到底有什么好處？套用上世紀7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那就是“絕對沒有”任何益處。相信很多人會贊同這種說法。不過，一項最新的研究在分析了黑猩猩之間的戰爭后發現，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致命性的攻擊對于這個物種是有利的，因為獲勝者會得到食物、配偶以及將它們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的機會。該發現和最近流行的一種觀點正好相反：后者認為只有在受到附近人類活動影響并感覺到壓力時，黑猩猩才會發動攻擊。
自從上世紀70年代靈長類動物學家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亞貢貝溪國家公園有了開創性的發現后，科學家意識到雄性黑猩猩經常會發起“火拼”，襲擊別人的領地，戰場上也時不時留下殘缺不全的尸體。靈長類動物學家認為，這種領地之間的戰爭在進化論上是一種自適應行為。
不過，一些人類學家對這種解釋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現在的黑猩猩只有因人類影響了它們的自然環境而處于危險境地時，才會具有攻擊性。例如，當人類砍伐樹林種田或者用作他途時，棲息地的喪失迫使黑猩猩彼此間和不同族群間生活得更加緊密。覓食的黑猩猩通常聚集在人類居住地，這樣一來也增加了族群密度，從而引起更多的競爭。
為了驗證這兩種假說，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靈長類動物學家Michael Wilson領導的大型團隊分析了來自非洲幾處研究較多的地方18個黑猩猩群體和4個倭黑猩猩群體的數據。這些地方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經常出沒的場所，比如坦桑尼亞的貢貝和馬哈爾國家公園、烏干達的基巴萊、塞內加爾的方果力、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羅拉雅等。數據涵蓋了眾多研究人員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數年觀察的結果。最后算下來，科學家共記錄了152場黑猩猩之間的廝殺，其中58場是直接觀察到的，41場是根據諸如地上殘缺的尸體等證據推斷出來的，還有53場是因為這些動物消失或者擁有與爭斗相符合的傷痕而初步懷疑發生了廝殺。
研究人員創建了一系列計算機模型測試這些觀察到的廝殺是否能從適應性策略或人類影響方面得到更好的解釋。模型包含了很多變量，例如這些動物是否曾由人類撫養過、它們的領地大?。ㄍǔ６?，領地小對應的是人類侵入比較嚴重）以及一些人類干預的其他指標，而所有這些都被假定與人類影響有關。同時，科學家將諸如這些動物生存的地理位置、成年雄性的數量、族群密度等變量視作更有可能和適應性策略有關。
該研究團隊日前在《自然》雜志網絡版上報告稱，對已有數據解釋最好的是那些假定廝殺同適應性策略相關的模型。從統計學上說，它們得到的支持力度是假定人類影響負主要責任模型的7倍左右。例如，在那些隕落的“戰士”中，63%受到來自族群外部的攻擊。研究人員認為，這支持了此前的證據，即某一族群的黑猩猩會團結起來，和其他族群為了領地、食物和配偶而爭斗。同時，雄性黑猩猩要為92%的戰爭負責，印證了早先關于“戰爭是雄性擴散自身基因的一種方式”的假說。與之相反，研究團隊推斷稱，沒有一個與人類影響相關的因素和觀察到的戰爭有關聯。
該研究還印證了之前的觀點，即倭黑猩猩要比它們的同類黑猩猩相對平和一些。盡管此次研究涉及到的倭黑猩猩群體較少，但科學家只在該群體中觀察到一例發生在羅拉雅的可疑廝殺。在羅拉雅，倭黑猩猩并沒有被人類喂養，而且人類活動造成的干擾很少。
劍橋大學靈長類動物學家William McGrew表示，這兩種假說的正確與否再明顯不過了。他同時盛贊該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同合作”。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類學家Joan Silk持相同觀點。她認為，此項研究“系統權衡了兩種相互矛盾的假說，人類影響假說的支持者必須挑戰研究中的實證結論，或者修正他們自身的觀點”。
不過，人類影響假說的主要倡導者并沒有讓步的意思。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家Robert Sussman表示自己對于該研究論文能被接收和發表感到吃驚，并對該研究團隊用于區分兩種假說的標準提出質疑。例如，研究人員將某一族群中雄性數量較多或者族群密度較大看做適應性策略的指標，但其同樣可以是人類干預的結果。Sussman還批評研究團隊將直接觀察到的、推斷出來的和懷疑性的廝殺混淆在一起，“這樣極其不科學”。
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紐瓦克分校人類學家R. Brian Ferguson同意Sussman的觀點。他補充說，上述團隊作出的其他假設，例如將較大的黑猩猩領地當成較少人類干擾的代表是錯誤的，因為“在大范圍的受保護區域里，一些族群已經受到人類嚴重影響”。
至于如何理解人類戰爭的起源，Wilson表示，僅憑黑猩猩的數據無法解決為何人類會發起戰爭這一分歧：這到底是人性的一部分還是更多由文化和政治因素驅使？不過，他也承認“如果黑猩猩相互殘殺是出于自適應，或者其他物種也會這樣，包括人類”。（閆潔）
《中國科學報》 (2014-09-25 第3版 國際) (責任編輯：泉水) |
